痛苦
「你昨天體驗到痛苦，也發現痛苦能帶來快感。你今天體驗到痛苦，卻發現了寧靜。所以我才要告訴你，別對這種滋味養成習慣，因為很容易就習以為常；痛苦是種效力非常強大的毒品。這種毒品在我們日常生活裡，在我們隱藏起來的苦難中，在我們做出的犧牲奉獻裡，怪罪愛情摧毀了我們的夢想。痛苦在露出真面目時很嚇人，但在偽裝成犧牲或忘我無私，或者偽裝成懦弱時，卻變得很誘人。我們人類再怎麼排斥痛苦，總會想出辦法來與痛苦共處，想辦法挑逗痛苦，讓痛苦成為生活的一部份。」
「我才不相信。沒有人沒事找罪受。」
「如果你自認可以過著沒有苦難的生活，你算是跨出了一大步，但是別想其他人會瞭解你。你說得沒錯，沒有人沒事找罪受，然而幾乎所有人都主動去尋找痛苦與犧牲，然後才覺得合情合理、覺得純潔，值得兒女、丈夫、鄰居、和上帝的尊敬。我們先不要想這些：你所需要知道的只是，這個世界的原動力不是追求快感，而是放棄一切重要的事物。
士兵上戰場，為的是消滅敵人嗎？不是，他上戰場是想為國捐軀。身為妻子的女人，想讓丈夫知道她有多幸福快樂嗎？不對，她想讓他看到自己付出多少心血，吃了多少苦，好讓先生幸福快樂。做丈夫的人去上班時心裡會想著，工作時能到個人成就感嗎？不對，他流血流汗，為的是讓家人溫飽。這種例子不勝枚舉：兒子為了取悅雙親而放棄夢想，父母為了取悅兒女而放棄人生。有一種東西只會帶來歡樂，而痛苦與折磨是用來為這種東西尋求正當的理由：愛。」
Forbidding Mourning
你是圓規的立足點，我遊動移轉，可是我的靈魂永遠傾向你不游移的那一個定點。
桃花心木道
人行其上，彷彿踏著葉浪而行，捨不得走完這一小段自成天地富滿詩意的小徑，然而它仍被所有人包括我永遠地留在了身後。
the Moment
Still, the violence should not bury the core message of the millions who yearn for change:
We aspire to what all humanity wants.
We are not the Other. We are you.
note
德國社會學家魯曼(Niklas Luhman)主張，追求自我認同，是我們對愛情——愛與被愛——有無比強烈的需要，最主要和最強大的原因。被愛的意思是，被對方視為獨一無二，不同於其他任何人；被愛的意思是，對方同意我不需要援引普遍法則，來正當化我的自我形象或我的要求；被愛的意思是，對方接受和確認我的自我主權獨立，我擁有替自己做決定和憑自己的權威選擇自我的權利；被愛的意思是，他或她同意我一再強調、頑固堅持的聲明：「這就是我，我的作風，我的立場。」
換言之，被愛的意思是被「瞭解」(understand)，或至少是當我們說：「請你瞭解我！」，或憤怒地問：「你瞭解我嗎？你真的瞭解我嗎？」的時候，我們所指的「瞭解」。被暸解的渴望，是一個殷切呼籲，呼籲他人站在我的立場，從我的觀點看事情，不需要進一步證據即接受我擁有此一觀點，只因為那是我的觀點即應該獲得尊重。當我渴望被瞭解時，我追求的是一種肯定，肯定我的私人經驗——我的內在動機、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、我對自己的印象、我的喜怒哀樂——是真實的。我希望我的自畫像獲得認可。從他人對我的接受中，我獲得了這種認可；若非他人的贊同，我懷疑這個自我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，只是我的怪癖、我的狂想下的產品。我希望透過我的夥伴願意認真地、充滿同情地聽我談論我自己，而達到這種認可；我的夥伴，套句魯曼的話，應該「降低相關性之門檻」(lower the threshold of relevances)：應該接受我說的任何事情都有意義，都值得一聽，都值得考慮。
note
孔子的《春秋》結合了史官紀錄和解釋，但大部分的價值判斷、微言大義都是靠弟子口耳相傳，在共同群體中流傳。然隨著孔子與孔子弟子的消亡與分裂，對《春秋》的真義漸漸失真，故前後有三傳來完善春秋。因「其義而丘竊取之」一句，一般相信《春秋》中有孔子獨特的價值判斷，只是孔子用巧妙的筆法留下伏筆，改動了小地方，讓讀者去追問，藉此傳遞他的信念。但三傳的解釋未必正確，且彼此間有許多差異。
《左傳》是依附在《春秋》之下的編年史，補足了《春秋》中許多沒說的史實。在敘事風格上，是寫作性質的文字，它成功地運用文字創造故事，是一種精緻的文字書寫，近乎一種藝術，並以極簡要的文字提供足夠的關鍵，在文史之中包含道理；文與質貼合，並與義裡吻合，使其中的善惡判斷清清楚楚。《左傳》完善了《春秋》的歷史述敘部份，可能是最貼近《春秋》和孔子的時空。
戰國時期仍有史官，也有史官紀錄，如《竹書紀年》是戰國後期魏國的史書，它仿《春秋》寫成，但包含了大量的傳說和不可靠的史事，比起春秋時期是倒退的。先秦諸子中除了儒家幾乎都反歷史，當時人們針對亂世的局面提出不同於貴族學的思想，是一場知識革命。如墨子重視歷史知識，但不依賴，對他而言歷史知識只是標準之一。莊子用歷史故事告訴我們真正可貴的東西是不可言傳的，老子更是明顯地反經驗性，認為歷史知識只能傳達表象，是無用的。
不同於春秋時期各國之間仍有情誼，戰國的各國是敵對的，看重的是外交而不是他國發生什麼事。春秋史官發達的世界秩序已消失，史官失去了存在的憑藉，只剩下傳統簡單的敘事，故此時期的史學衰退，子學興盛，留下的多為諸子著作。
《隋書》〈經籍志〉多了「史」與「集」。《漢書》中仍分王官之學與百家之言，史學尚未獨立出來，在班馬之後確立了史學。因東漢以來士人群體自覺意識的提升，強化了個人性，取代了派別之分，注意到作者的重要性，不同於過去的詩賦常不知道作者是誰，至此有了集部的確立。
此時的發展是經、子的沒落，史、集的提升。在〈經籍志〉中，史佔了很大一部份，子部的諸子則很少，因子學的精神衰退，它對現實的批判發展成史學。經學則回歸經典本身，東漢士人多通群經，致力於註解經學，是基礎之學，到魏晉南北朝它的治世功能被史取代，只剩意義層面的注解，不同於西漢的致用之學。
